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叶笃义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这是一位在民盟中曾任要职的老人的八十回忆。他曾参与了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与司徒雷登、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过从甚密。他的经历是以报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下文是从该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社斌丞逮捕起来。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等莫须有的诬陷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了。一年以前蒋介石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还假装一下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民盟一个很大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这时却仍然沉溺于对美国的幻想。于是，派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请他出面调解民盟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我记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谈话看得非常郑重。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塘，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
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他并没有加以引申解释。我们当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民盟或者牺牲，或者投降）。邵先生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一方面向蒋提抗议，另方面又在报上发表表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
因为梅园新村民盟总部已被军警特务包围，我和黄炎培只好分头各找自己的亲友家借住。这个时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在罗隆基的提议下，我们三个人当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头。从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门离开南京止，黄、罗和我三个人的会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处，后几天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让出一间屋子来给我们碰头。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我们在南京办交涉的三个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同罗和我的碰头以后不在美国使馆，而由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也只好俯仰由人，没有一点独立自由的余地了。我们的活动已经不是争人权争自由的合法斗争，而只是在答应停止活动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
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炎培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最后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当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的监视比其他人都更严，罗一出门，特务军警便紧紧跟在后面盯梢。罗在讨论时希望在文件上提出免除对他的监视。黄炎培对这点也未能办到，而文件上却把某几处的房产移交和借用等琐碎问题规定得仔仔细细。罗一度非常愤怒，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澜，表示反对黄的做法。后来黄得到陈立夫的口头应许，答应罗隆基可以离开南京，到上海住进医院，费用由国民党包下来，可以免予监视。这样罗隆基才同意了。我们三个人11月4日乘夜车由南京返回上海。在黄炎培同陈立夫办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要求我把交涉的最后结果告诉他。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前，取得黄、罗的同意后，我把所拟的民盟解散文件抄了一份送给司徒雷登。
我们三个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里张澜寓所开紧急会议。这时沈钧儒、史良已经等在那里。章伯钧躲起来了，后来听说他已经或正在准备去香港。张云川适于此时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会议。陈新桂以表老秘书的名义旁听。张澜的卧室在二楼，我们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开会。楼下客厅这时已经挤满了军警和等候在那里准备发表新闻的各报社记者。集益里8号门前的小弄堂里挤满了军警特务的汽车。
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人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他办法的余地。张澜最初也表示犹豫。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无论怎样说，文件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的。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有如战败国的代表手捧着投降书递交给战胜国代表。第二天（11月6日）全国见了报。
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据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是这样的：
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其目的。
我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除了当时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于11月7日全文发表而外，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张澜沉痛地对我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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